中国古建筑的取名,有多讲究?

我要发布     发布日期:2020-04-07 11:17:35  来源:大家  作者:十一贝子
核心提示:中国人同样重视给建筑取名,而且还要做成匾额悬挂在屋檐下,极为醒目。这个传统在君主所拥有的宫殿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。

  一、巍巍宫殿


  中国人特别重视起名这件事。《左传》记载,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申孺提出给人起名有“五法七忌”,可是那会儿许多大人物的名字看上去依然相当随意,比如郑庄公叫“寤生”(难产倒着出生),齐桓公叫“小白”(皮肤白),晋成公叫“黑臀”(屁股黑)。


  后来起名逐渐成为一件人生大事,在中上层社会形成严格的规范,马虎不得。


  与人名相似,中国人同样重视给建筑取名,而且还要做成匾额悬挂在屋檐下,极为醒目。这个传统在君主所拥有的宫殿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。


  殷商末叶开始流行高台式的宫殿,商纣王建的叫“鹿台”,周文王建的叫“灵台”,到了春秋战国,诸侯们纷纷大兴土木,营造台榭,不但建筑巍峨壮丽,名字也五花八门:吴国有姑苏台,齐国有柏寝台,楚国有章华台,齐国有檀台,燕国有黄金台、崇霞台……大致都能够准确表达建筑的基本特点或者强调某种文化寓意。



  秦始皇统一天下,所建宫室数以百计,各取佳名,例如上林苑西边有一处宫殿种植了大片垂杨,就叫“长杨宫”,其宫门望楼是观赏射猎的地方,叫做“射熊观”。渭水南岸的宫殿主要举行宴乐活动,起名叫“兴乐宫”,宫中临近鱼池的高台叫“鱼池台”,饮酒的高台叫“酒池台”;咸阳宫北面有“望夷宫”,取“远望北方蛮夷”之意。


  秦朝最著名的宫殿是阿房宫——秦始皇去世前两年下旨建造朝宫,以“阿房”二字作为前殿的临时名称,原本打算待完工之后再更换正式的名称,可是不久秦朝就灭亡了,阿房殿并没有真正建成,后世却将“阿房宫”用作秦朝所有宫殿的统称。


  关于其确切涵义,一直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:有人认为“阿”指“四阿顶”,就是庑殿形式的四坡屋顶,“房”音“旁”,意思是“广”,形容这是一座宏伟宽广的四阿大殿;有人说此殿位于山阿之侧,所以叫“阿房”(阿旁);有人认为“阿”本身就是“近”的意思,这里的房屋距离咸阳近,故称此名;还有人说“阿”指高地,“阿房”形容在高如山阿的台基上建房。


  汉高祖定都长安,城内最重要的两座宫殿分别叫做“长乐宫”和“未央宫”,合起来是“长乐未央”四个字,意思是“永远快乐,无边无际”。长乐宫中有临华殿、长信殿、长秋殿、永寿殿、永宁殿;未央宫中有承明殿、寿安殿、宣室殿,皇后的寝宫以花椒和泥粉刷墙壁,又暖又香,象征多子多福,名为“椒房殿”。



  此后历朝宫殿都十分注重起名的问题,而且经常沿用前朝宫殿的名称,比如曹魏、西晋、北魏、南朝皇宫正殿都叫“太极殿”,宫前正门都叫“端门”,皇帝的寝殿都叫“式乾殿”。


  唐代首都长安宫殿鼎盛,除了继承隋朝的太极宫之外,还新建东内大明宫和南内兴庆宫。大明宫正殿极为宏伟,名叫“含元殿”,源自《易经》“坤”卦“含宏光大”和“乾”卦“元亨利贞”二语,有“包容天地本原、含纳万物元气”之意,大有盛唐气象。


  兴庆宫本是唐玄宗继位前的藩邸,登基后升格为宫殿,并在西南部建勤政务本楼,表示自己勤于政务、不忘本分,但实际上却是举行宴会、欣赏乐舞百戏的场所;又在西面建楼,登临可观其兄弟宁王、薛王、申王、岐王的府第,特意取《诗经·棠棣》描写兄弟情谊的典故,定名为“花萼相辉楼”。


  明代南京始建和北京再建的皇宫都叫“紫禁城”,“紫”指天帝所居的“紫微垣”,“禁”指警卫森严的禁地。外朝三大殿依次为“奉天”“华盖”“谨身”——“奉天”二字出自《尚书》,意即“奉行天命”;“华盖”是紫微垣中的一组星辰,又指帝王车辇上的伞盖;“谨身”取“谨慎修身”之义,提醒帝王时刻注意反省自己。


  此外,外朝东西有文华殿和武英殿,寓意“文臣武将”;内廷皇帝寝殿名“乾清宫”,皇后寝殿名“坤宁宫”,一为天,一为地,中间是“交泰殿”,出自《易经》的“泰”卦象辞:“天地交,泰”。


  嘉靖年间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失火,重建后更名为“皇极”“中极”“建极”,这里的“极”均指帝王统治天下的准则。李自成攻入北京后,将紫禁城建筑烧毁大半,清廷入关后予以全面重修,三大殿改称“太和”“中和”“保和”,体现宇宙万物和谐的意境。后来袁世凯妄图称帝,一度将三大殿改为“承运”“体元”“建极”,复辟失败后又改了回去。



  总体而言,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,宫殿位居金字塔的最高层,其名称首先需要凸显皇权威严,其次是祈福纳祥,同时也会包含其他各种意蕴,并与其具体功能相对应,在所有建筑题名中最具代表性。


  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东亚国家受中华文明影响,其宫殿建筑往往袭用中国宫殿的名称,比如日本京都御所正殿叫“紫宸殿”,韩国首尔景福宫正殿叫“勤政殿”,越南顺化皇宫也叫“紫禁城”,看上去很眼熟。


  明代吴承恩写《西游记》,提到西行途中许多国家的宫殿,往往将中国历朝宫殿和民间传说中的宫殿混在一起说,比如对宝象国王宫的描写是:“九重的高阁如殿宇,万丈的层台似锦标。也有那太极殿、华盖殿、烧香殿、观文殿、宣政殿、延英殿,一殿殿的玉陛金阶,摆列着文冠武弁;也有那大明宫、昭阳宫、长乐宫、华清宫、建章宫、未央宫,一宫宫的钟鼓管,撒抹了闺怨春愁。”


  在诸多庄严的宫殿之名中插入一个“烧香殿”,实在有点滑稽。


  二、千门万户


  除宫殿之外,中国古代其他各种建筑类型同样拥有自己的命名体系。


  在古装影视剧中经常看见城门上大书“襄阳”“金陵”等等城市之名。实际上这种情况只有现代的车站和机场才会出现,而古代每座城市都有不止一座城门,各有各的名字,绝不可能直接把城名标在上面。


  唐长安城东边有一个春明门,当时人经常从此门进进出出,以至于后来“春明”二字竟成为首都的代称;皇城正门叫“朱雀门”,北门叫“玄武门”,均为标识方位的“四灵”之一。元大都正门叫“丽正门”,明清北京外城正门叫“永定门”,内城南面正门为正阳门,东为崇文门,西为宣武门。


  顺便说一下,按北京方言,称呼所有正式的城门都不能加儿化音,只有东便门、西便门这类非正式的小城门才能带儿化音,以示区别。


  即便是普通城市,其城门名称也自成一套。例如位于京杭大运河岸边的淮安古城由旧城、联城、新城三个部分组成,其新城南门叫“迎薰门”(迎接和薰的南风),西城门叫“览运门”(观览运河),东城门叫“望洋门”(远望大海),北面两座门,一为“拱极门”,一为“戴辰门”,均有“拱卫北极”的涵义,放在一起看,颇有一种对称的美感。


  宗教建筑的名称大多与所祀奉的神佛有关,如佛教寺院中的弥陀殿、天王殿、伽蓝殿、大悲阁,道教宫观中的玉皇殿、老君堂、三清殿。儒家祭祀系统的坛庙和文庙由官方统一设置,建筑名称更为规范。



  古代的住宅建筑,无论王公府邸、官僚宅第还是普通民居,其中的厅堂屋舍往往也都拥有自己的名字,其中不乏措辞典雅的例子。比如北京恭王府中路用作萨满祭祀的神殿叫“嘉乐堂”,东路两进后院的正房为多福轩和乐道堂,分别用作王府客厅和王爷的居室;西路有葆光室和锡晋斋——后者因为收藏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而得名;府邸最北的后罩楼分别悬“瞻霁楼”和“宝约楼”二匾。


  江南很多大宅由同一家族的若干支系宅院组成,通常各院的主厅都有专门的堂号,以此作为本支的称号。比如浙江东阳的卢宅,中轴线上坐落着肃雍堂、同寿堂、乐寿堂、世雍堂,此外还有东吟堂、世德堂、大雅堂等等,其堂号大多源自儒家典籍,表达礼乐和谐、家族兴旺的寓意。


  福建地区的土楼是中原遗民聚族而居的特殊民居形式,几乎每座都起了响亮的名字,例如振成楼、奎聚楼、福裕楼、承启楼、庆云楼、清福楼等等,寄托尊祖、求福等愿望。


  三、园林亭台


  在所有建筑类型中,古代园林中的亭台楼阁最讲究起名,希望用文字的方式对建筑及其周围景观的主题进行总结和归纳,具有渲染意境、引发联想的功能。


  在很多园林的建设过程中,建筑名称并不是预先完全设定好的,而是建成之后再加以品题,宛如书画作品上的题款,具有画龙点睛般的意义。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贾政曾说:“若大景致,若干亭榭,无字标题,也觉寥落无趣,任有花柳山水,也断不能生色。”虽为小说虚构的情节,却反映了古代的实情。


  秦汉时期的园林建筑相对粗犷,名称也比较质朴。西汉上林苑中有许多独立的楼观,分别叫昆明观、蚕观、平乐观、远望观、燕升观、观象观、便门观、白鹿观、三爵观、阳禄观、阴德观、鼎郊观、鱼鸟观、走马观、上兰观、当路观等等,大多直接根据其功能来起名,例如白鹿观位于白鹿原上,周围驯养大量白鹿,可供观赏、射猎,细柳观建于大片柳树林中,走马观前可表演马术,观象观相当于观察星象的天文台,蚕观是饲养春蚕的地方。



  后世园林建筑的题名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,文学色彩更加浓厚。北朝洛阳华林园中有九华台、清凉殿、临涧亭、临危台、瑶华宫,南朝建康华林园中出现清暑殿、通天观、景阳楼、华光殿、凤光殿、兴光殿、醴泉堂、一柱台、层城观,诸名刻画景致,模拟仙境,引人遐思,当时的君臣纷纷为之吟诗作赋。


  唐代以后,园林中经常出现成套的景名,大半与建筑有关。著名隐士卢鸿(又作鸿一)在嵩山建造了一座东溪草堂,设有十景,其中建筑包括草堂和樾馆。大诗人王维在蓝田山谷中利用废园旧址建造了一座辋川别业,其主体庭院名为“辋口庄”,另设二十景,一部分是谷中原本就有的自然山水与植被,另一部分是在山水间点缀的建筑,如用银杏木做屋梁的文杏馆、两处独立庭院南垞和北垞、竹林中的小筑竹里馆。这些景名成为后世许多园林建筑竞相模仿的对象。


  北宋名臣司马光曾经在洛阳建独乐园,其中分设七座主要建筑,分别叫读书堂、钓鱼庵、采药圃、见山台、弄水轩、种竹斋、浇花亭,造型各不相同,同时与七位古人的风雅事迹逐一对应:勤于读书的董仲舒、隐居垂钓的严子陵、深山采药的韩伯休、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、池州戏水的杜牧、爱竹成癖的王子猷、浇花自娱的白居易,人在园中,仿佛与七位先贤结伴而居。


  比司马光年代略晚的学者李格非作《洛阳名园记》,盛赞独乐园的妙处,还提到洛水之北有胡氏二园位置绝佳,景色深幽,但是“亭台之名皆不足载,载之且乱实”——批评园中建筑的名字起得不好,降低实景的价值——比如“玩月台”“学古庵”之类,看上去确实没什么道理。


  明末清初文士张岱有深厚的艺术修养,对于园林也很有研究。他在给友人祁彪佳的信中专门谈到:“造园亭之难,难于结构,更难于命名。盖命名,俗则不佳,文又不妙。名园诸景,自辋川之外,无与并美。”


  他认为给园中亭榭景致取名既要避免俗气,又要防止过分文雅,比造园还要难,唐代辋川别业之后,再也没有好的题名了。同时却对祁家的寓山园大加赞扬:“诸胜其所得名者,至四十九处,无一字入俗,到此地步大难。”


  寓山园建筑有水明廊、读易居、听止桥、溪山草阁、友谢轩、太古亭、选胜亭、虎角庵、妙赏亭、志归斋、酣漱廊、烂柯山房、约室、寓山草堂、静者轩、远阁、试莺馆、即花舍、远山堂、四负堂、八求楼等等名目,确实含义隽永,令人印象深刻。


  不过明清江南地区的园林建筑有很多上好的题名,不在寓山园之下。这些名称往往从经典的诗词文赋中提取典故,为亭台增色不少。


  如苏州拙政园的与谁同坐轩源自宋朝苏东坡的词:“与水同坐,清风、明月、我”,直接将游者与风月融为一体。留园的涵碧山房以古诗词中常见的“涵碧”二字来形容山池之间的厅堂,大有静逸之气。网师园的月到风来亭源自理学家邵雍的《清夜吟》诗:“月到天心处,风来水面时”,点出观赏此亭的最佳时刻。退思园中模仿画舫的建筑名叫“闹红一舸”,表现出独特的动感和盎然的春意。


  相比而言,北方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建筑取名比江南地区稍显逊色,但佳辞妙题依然层出不穷。康熙、乾隆两位皇帝给承德避暑山庄各题三十六景,康熙所题均为四字,乾隆所题均为三字,前者意境空灵,后者偏于写实。


  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中的“望蟾阁”“景明楼”“山色湖光共一楼”“写秋轩”、“霁清轩”,北海中的“濠濮间”“镜清斋”,都可算是很好的题名。另外,北京半亩园有“琅嬛妙境”“海棠吟社”,青州偶园有“佳山堂”“近樵亭”,保定莲花池有“宛虹桥”“藻泳楼”“响琴榭”,各有各的精彩,可与江南园林媲美。


  给园林建筑取名,往往需要搜肠刮肚,大费周章,才能找到好的用词。《红楼梦》详细描写了贾政、宝玉父子与众门客对大观园各处景名反复推敲的过程,堪为佐证。


  宝玉小小年纪就对题名问题很有思考,提出几条重要原则:一是编造新名不如直接采用古人已有的名章隽句,因此用唐诗“曲径通幽处”来题入口处的假山,比众门客提议的“叠翠”“锦嶂”“赛香炉”“小终南”之类的词藻要好得多;二是用典故不能过于直露或迂腐,而是应该雅致浑成,故而桥上小亭用“沁芳”两字优于源自《醉翁亭记》的“翼然”和“泻玉”;三是既不能脱离实景胡编乱造,也不能辞不尽意,比如同样形容怡红院,“红香绿玉”就比“崇光焕彩”更贴切。这些道理实际上是曹公本人的心得,放在别处也同样适用。



  四、近代余绪


  欧美国家无论人名还是建筑之名都远不及中国这么复杂,但近代以来却对中国的建筑名称有很大的影响。


  早在乾隆年间,圆明园就修建过一组模仿欧洲巴洛克风格的西洋楼,却并未采用西文名称,而是分别叫做“谐奇趣”“方外观”“海晏堂”“远瀛观”,一望而知非中国本土样式,很有异域情调,却又符合中国建筑的取名之道。


  鸦片战争之后,列强入侵,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,很多城市被迫对外开放,并设置租界,有大量的地名和建筑名直接源自外国人名或公司名,例如上海外滩的格林邮船大楼(GlenLineBuilding)、沙逊大厦(SassoonHouse)、麦加利银行大楼(MackellarBank),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。有点特殊的是天津的利顺德大饭店(AstorHotel),其名取自《孟子》中的名言“利顺以德”,同时也是创始人英国圣道堂牧师JohnInnocent中文名“殷森德”的谐音,一语双关。


  不过晚清、民国时期,中国绝大多数建筑还是按照旧的规矩来命名,并没有全盘西化。比较好玩的是北京崇文门在元朝时叫“文明门”,因为门内有一座“哈达大王府”,民间俗称“哈达门”,后来衍化成“海岱门”,清末称“哈德门”,英美烟草公司拿来做香烟牌子,畅销多年,导致后人误以为“哈德门”和“沙逊大厦”一样,都是洋人起的建筑名,却不知原来另有渊源。


  近代一些新式学堂开风气之先,但其建筑之名往往仍延续古老的中国传统。比如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,其早期校园建筑大多出自美国建筑师之手,采用欧洲复古风格,但学生宿舍却分别叫“新斋”“明斋”“强斋”,著名学者吴宓先生将自己住的教师宿舍题为“藤影荷声之馆”,并请人写了一块匾挂上去。


  新中国成立后,上海、天津等地带有殖民色彩的洋楼都更换了名字,各地新建的建筑大多采用富有革命精神的名字,诸如“人民”“胜利”“劳动”“红旗”“光明”之类的字眼几乎随处可见。到了60年代,建筑命名更趋时风,许多有“封资修”嫌疑的旧建筑名称也被改掉,“东方红”“反帝”“反修”风靡一时。后来改革开放,很多建筑又悄悄改回原名。


  改革开放之后,中国重新打开国门,给建筑起洋名成为新的时尚,各地高楼大厦“维多与利亚起飞,布鲁共克林一色”,很多住宅楼盘尤其热衷于“维也纳森林”“威尼斯小镇”“格朗德山”“普罗旺斯花园”“里维埃拉”之类的名号,似乎由此就可以多沾点洋气,抬高档次。其实这些名字生搬硬套,起得不伦不类,散发出强烈的乡土气息,山寨感十足,没有什么正面的意义。


  当然,近四十年的新建筑也取过不少好名字,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,比起古人来,现代中国人在建筑题名方面的词汇显得相当贫乏,而且没有什么章法。鉴于近日时事,此时回顾一下中国古人给建筑取名的历史,恐怕并非毫无意义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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