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兵马俑考古发现第一人悄然离世

我要发布     发布日期:2018-06-06 08:55:52
核心提示:在陕西临潼的兵马俑景区里,如往常一样,游人如织。每一位参观的游客,无不被眼前的气势恢宏所震撼。他们驻足观看,发出阵阵惊叹。
  在陕西临潼的兵马俑景区里,如往常一样,游人如织。每一位参观的游客,无不被眼前的气势恢宏所震撼。他们驻足观看,发出阵阵惊叹。他们或许不知,如今这个壮观的“地下军团”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守护者。

  5月16日21时30分,82岁的赵康民与世长辞。44年前,正是他最早将兵马俑认定为文物并进行了最初的修复,守护了这一伟大的人类文化遗产。

 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,赵康民将毕生奉献给了文博事业,秦俑的鉴定、修复只是他众多考古功绩中的一部分。“父亲一生低调。”赵康民的儿子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,葬礼办得很简单,没想到他的去世会惊动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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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秦武士俑”出土记

  1974年3月下旬,在西距秦始皇帝陵1500米的临潼西杨村,当地村民杨志发、杨文学、杨培彦等人组成了一支打井队,开始抗旱打井。

  打到四五米深时,突然发现八个残破的陶俑,还发现了砖铺地面、铜弩机、铜箭头等。他们望向这些样式古怪、叫不出名字的“瓦片”,不知所措。后来,他们给它们起名“瓦盆爷”。之后,有村民来对“瓦盆爷”烧香叩拜,还有村民把它们当成“天旱”的凶兆,避之不及。

  陶俑问世28天,无人意识到它能与“国宝”沾边。4月25日,文物考古专家赵康民从电话中听到这个消息,一听说挖出来的瓦人“头比真人头还大”,他又惊又喜。他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,到达了西杨村。在打井现场,他看到井周的残俑横七竖八。一番观察后,赵康民判断,这是一座陪葬坑。他跟井边的人说,这不是什么“瓦盆爷”,可能是国宝。

  第二天,赵康民便将这些残俑装上了架子车,送回县文化馆保管与修复。三天后,两个身高1.78米、身穿战袍的武士俑修复完成。他当时指着修复好的陶俑对新华社记者蔺安稳说,“这是秦代的武士陶俑。史书没有记载,从现场看,是属于秦始皇陵的武士俑陪葬坑。”

  6月,蔺安稳将“秦代武士陶俑”的情况写成内参,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。7月,袁仲一、赵康民等人组成秦俑考古队,进入发掘现场,对一号俑坑试掘。之后,又相继发现了二号坑、三号坑。

  赵康民在其《考古生涯》中的一篇自述中写道,“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发掘,弥补了这个断裂文明的缺失。对于研究封建帝王的埋葬制度,秦代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生活,雕塑艺术,青铜铸造技术等方面特别珍贵。”

  赵康民当年修复的陶俑,现陈列于临潼区博物馆内。


  发现秦兵马俑第一人

  关于“秦始皇兵马俑发现权”,曾有过纷争。据媒体报道,2003年12月,当年的打井农民之一杨新满曾代表打井农民,联名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递交“秦兵马俑发现人”的资格认定申请,要求博物馆颁发证书,确认包括他在内的9名农民的“兵马俑发现权”。

  杨新满在当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:“兵马俑博物馆在介绍兵马俑发现时,只模糊地说,1974年由农民打井时发现。为什么不提我们9个人的名字,这不公平,如果没有我们,能有这个震惊世界的奇迹吗?”

  2013年10月26日,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曾发布《秦陵秦俑考古工作纪实:一号坑的发现、发掘和研究》一文。

  文中称,“就考古知识而言,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现,应是指对遗址或遗物的时代、性质以及名称的基本认识。1974年3月,农民打井挖出的兵马俑陶片,严格来说,不能称之为‘发现’,准确地说,是‘偶然挖出’,它只是为考古工作提供了发现的线索。”文章认为,打井是多人合作的工程,“偶然挖出”兵马俑应归功于当年的“打井队”集体。

  文章认为,真正考古意义上的发现,是临潼县博物馆原馆长赵康民。当年,他知晓情况后首次赶到现场,运用专业知识,识别出了“秦代武士俑”,并对它的时代、名称有了基本认识,后来,赵康民还将残碎陶片收集起来,进行修复。

  可见,赵康民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发现和认识秦兵马俑的人。


  低调寡言的一家之主

  赵康民身高1.78米,高高瘦瘦,嗓音喑哑。在家人眼里,他不爱表达,满心全是考古。

  赵康民的次子赵奇告诉北青报记者,“我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:感觉我们哥儿俩长这么大,父亲这一辈子跟我们说的话,都不超过一百句。”

  退休前,赵康民的吃住几乎都在临潼区博物馆,有时,妻子会在下午给他送饭。他的饮食不讲究,大多是馒头。退休后,他没有停下工作,将心血继续倾注在文博事业上。平时,只要一听说馆里来了新文物,赵康民就会立刻去博物馆。

  在家里,他的时间也大多在书房中度过。赵康民生活简单,作息严格。每天早上4点准时起床,进书房整理书稿或者阅读;晚饭后,他步行去两公里处的博物馆;到晚上10时许回家睡觉。

  但更多时候,赵康民会在书房写书稿。这个只有十多平方米的书房,陈设简单。满眼望去,是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柜,和一个靠窗的整洁书桌。平时,赵康民在这个书桌前伏案写作。在无数个日夜里,他写下一本本书稿。一笔一画,每一页的字迹都端正、遒劲。

  他不关心家中琐事,沉浸于自己的考古世界里。他的工作也得到妻子的大力支持,家中一切事务交由妻子管理,儿孙交由妻子照料。赵奇的女儿出嫁时,赵康民仍在埋头工作。家人见此情形,还拍下了他在书房工作时的认真背影。

  “在过去,临潼是文物大县,出土了各个朝代的文物。父亲作为临潼区博物馆少有的考古学家,各个方面都得研究,工作比较繁琐。”赵奇学习过考古,深知考古的枯燥。他认为,父亲将毕生都奉献给了考古事业,难能可贵。

  赵奇回忆称,赵康民曾说过,对他父母有亏欠,“父亲看望我爷爷奶奶的次数很少,他自己说过,对爷爷奶奶,他这一辈子不孝。”赵奇说。


  “谈文物能说上一整天”

  王肃是赵康民的学生,1986年左右,王肃还是一个26岁的年轻小伙。那年,王肃来临潼普查文物,跟随赵康民学习考古,被他深厚的考古功底所震撼。“老人家的古汉语、甲骨文功底很好,我的古汉语、甲骨文都是跟他学的。”王肃告诉北青报记者。

  “老人平常话不多,但在谈起文物时,能说上一整天。”王肃说,那时自己常跟着赵康民,骑车去各个乡村研究文物。他们在各个墓碑前抄碑文,用宣纸拓片,回去接着查资料、查文献,甚至还睡在办公室里熬夜工作。王肃说,“当时他只想着赶紧弄完工作,有灵感的时候会一直工作。”

  在王肃眼里,赵康民任劳任怨,对学生要求严格。与赵康民相处时,王肃明显感觉到,这个大名气的文物工作者,在待人接物时异常谦虚,没有一点张扬。研究文物时,赵康民从不计较名利,重视考据,一心要把文物研究透彻。“他经常说,要把这个(文物)说清楚,我从没听他说过‘写文章是为了去哪儿发表’之类的话。”王肃说。

  赵康民的学术修养、为人品格对王肃影响很大。回到西安后,王肃一直在从事文物研究工作。对他而言,赵康民亦师亦友,两人维系着多年的师生情谊。直到赵康民离世前,王肃每个月几乎来临潼两次,与他来往。

  提起赵康民,临潼区博物馆陈列部负责人梁方也难掩敬仰之情。对于她和同事来说,赵康民从事文博考古工作40余年,始终牵挂着博物馆。即使退休了,赵康民也没有真正退出工作。梁方称,赵康民退休后,馆里的同事们一直与他保持联系,向他请教业务上的工作。

  “他的考古生涯充满丰功伟绩,秦俑的修复鉴定只是赵老所有功绩中的一部分,还有很多遗址是他发现的。”梁方说。据了解,赵康民不仅发现了兵马俑,还主持发掘了唐庆山寺舍利塔地宫、唐华清宫御汤遗址等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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