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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一直都有类似考古学的针对古代器物的研究。但受技术条件限制，大多只能通过古董上的文字对史实进行考证。
据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：「少君见上（上，指汉武帝），上有故铜器。问少君，少君曰『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柏寝』。已而按其刻，果齐桓器。」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一些对古铜器鉴定的技术。
在《汉书·郊祀志》中，记载提到张敞考释鼎铭的古文字，也意味着利用古董研究古文化的做法在汉代就早已存在。
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子仲姜盘，附有铭文
到南北朝时，梁元帝辑录了一大批碑刻文字，称《碑集》，共100卷，被认为是南北朝时期内容最丰富的古文物专著。
南朝碑文
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引用汉碑一百篇，魏碑二十篇，也可算作是利用古文物进行了考证。
但总体上说，两汉至隋唐的上千年间，提及古文物的著述虽然不少，考据却不算精准。考古作为一门学问，尚未得到系统的发展。
古代考古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宋代。由于古代发现的竹简等文物数量较少且不易保存，金器玉器和石碑占出土文物的大头，因此宋代以来的考古研究被称为「金石学」。「金」即指金属器物，「石」即指石刻碑文。
相比前朝，宋代金石学更加系统完备，也更加繁荣。据《金石书目录》所记，宋代金石学家有载者22人，著作30种。杨殿珣《宋代金石佚书目》中列出的只知书名的佚书便达到89种，足见宋代金石研究之盛。
与现代考古研究类似，宋人在研究金石学的过程中，非常重视利用古文物对史实进行考证。例如，欧阳修的《辑古录》卷四《魏受禅表》有论：
按汉献帝纪，延康元年，十月乙卯，皇帝逊位，魏王称天子……而此碑云「十月辛未受禅于汉」。三家之说皆不同……汉魏二纪皆谬，而独此碑为是也……禅代，大事也，而二纪所书如此，则史官之失，以惑后世者，可胜道哉？
欧阳修结合古碑文和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等文字史料，详细论证了汉魏禅让的具体时间，并推出史书有误的结论。
又如，宋人赵明诚的《秦泰山石碑考》有论：
大观间，汶阳刘跂斯立亲至泰山绝顶，见碑四面有字，乃模以归。文虽残缺，然首尾完具，不可识者无几，于是秦篆完本复传世间矣。以《史记》本纪考之，颇多异同。史云「亲巡远方黎民」，而碑作「亲巡远黎」;史云「大义休明」，而碑作「著明」;史云「垂于后世」，而碑作「陲于后嗣」;史云「皇帝躬圣」，而碑作「躬听」;史云「男女礼顺」，而碑作「体顺」;史云「施于后嗣」，而碑作「昆嗣」;史云「具刻诏书刻石」，而碑作「金石刻」，皆足以证史氏之误。然则斯碑之可贵者，岂特玩其字画而已哉！
泰山秦刻石
赵明诚通过对秦代石刻和《史记》的对比考证，发现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其实存有不少谬误。
宋亡之后，元代的金石研究陷入了一个低谷，这一方面源自儒生社会地位的下降，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文化使然。
明代因为承袭了元代的风气，虽略有起色，但其金石类著作在水平上远逊于宋代，金石大家亦寥寥无几。
直至清代，金石学方才呈现出复兴之象。有清一朝，金石研究的著述丰富，且内容扩展至钱币、封泥、玺印、兵符、画像、古镜、陶器等诸多领域。据统计，目前已知的清人所著金石类书籍多达一千二百余部、五千七百多卷。
清代发现的甲骨文残片
在研究内容方面，清人和宋人一样，也非常重视利用金石学补阙正史。清人孙星衍在其《京畿金石考》中就认为：「夫金石实一方文献，可以考证都邑、陵墓、河渠、关隘、古今兴废之迹，大有裨于政事，不独奇文妙墨，足垂永久。」试图靠金石学补充古文献的不足之处，进而起到对政治的借鉴作用。
再加上清代金石学所涉范围更广，其成就更在宋代之上。尤其是清人罗振玉对甲骨文、汉晋简牍以及敦煌遗书等领域的收藏和研究，检验了《史记》等古代正史的记载，对后世的考古研究以及国人的精神世界均造成深远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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